临近腊月，各处忙碌着结算整备，赵进这里却有了些难得的清闲，总算可以静下来处理常规的事务，看邸报抄本，听王兆靖读信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政局动荡，官场上也凶险的很，现在徐州万事顺利，想要在京师找个眼线什么的也不难，还是让你父亲快些回徐州吧，在京师万一有什么凶险，咱们真心顾不到的。”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王友山已经算不上是赵字营的庇护了，反而会被赵字营这边牵扯，如果在京师真的获罪下狱，赵字营还真的没太多办法。

听赵进说起这个，王兆靖也是苦笑，无奈的回答说道：“家父舍不得从京师走，说为官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大戏，若是不能近距离看完，将是毕生遗憾。”

“..。八月，泰昌病重，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天子服后病情更重，一昼夜起三、四十次，身体愈加虚弱，廷臣纷纷指责崔文升不知医，妄进丸药，也有人怀疑是万历天子的郑贵妃所指使。八月二十九日，泰昌病情进一步加剧，由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泰昌服后于九月初一日病死，朝廷内外因之议论纷纷。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重治李可灼。继之，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究治崔、李奸党。结果，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

“..。九月初一日泰昌病逝，年已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当立为新君。其时泰昌选侍李氏仍居乾清宫，朱由校居住慈庆宫。李氏与宦官魏忠贤互相勾结，企图利用朱由校年幼，独揽大权，不肯移出乾清宫。九月初二，都给事中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劾其对皇长子无礼，不可将皇长子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也上疏说：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请李选侍移居于宫妃养老的地方仁寿宫内的哕鸾宫。李选侍得到左光斗奏疏之后大怒，数次遣使召左光斗。左光斗拒不赴见。李选侍益怒，要朱由校议处，朱由校认为左光斗所言极是，催促选择吉日良辰移宫。经过杨、左等人力争，九月初五日李选侍移居哕鸾宫，皇太子朱由校复还乾清宫..”

和万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前后一样，这次王友山写给徐州的信笺也是极多，厚厚的好像一本书册，读信讲解需要的时间当真是不少，所以王兆靖一直等赵进操办完和木淑兰的亲事之后才开始述说，泰昌服药驾崩和李选侍移宫这两件事，已经在京师有了名目，一作“红丸”一作“移宫”，所谓两大疑案，尽管信上来龙去脉说得很明白，可王友山在信上也说，他所知道的京师众人都知道，但并不敢说这就是真相，其中疑点甚多，但里面也有脉络可循，特别是朝野开始把“红丸案”和“移宫案”两件事和万历四十三年的狂徒梃击太子的案子联系起来。

万历年前后，事事都喜欢和这个三联系起来，有什么三大征，现在又硬扯出了三大案，王友山在信上详细的说明了“梃击案”，在他看来，赵进、王兆靖和一干晚辈对朝政知道的越多，就越有好处，不过，王友山如今孤身在京师，他的派系已经土崩瓦解，没有人和他亲近，所有人都觉得王友山的官位不会保存太久，也没有什么人和他太深入的交流，或许这也是王友山写信倾诉的原因。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对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朝内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联系万历四十一年曾发生郑贵妃的内侍与奸人勾结诅咒皇太子的事件，梃击案牵连到郑贵妃在所难免。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由‘张差所为，必有主使’改变为‘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此外，万历皇帝又召见群臣，表示怀念皇太子的保护人皇太后，以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他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以解脱郑贵妃..”

王友山的信上说得很明白，几年前的梃击案和现在的红丸案移宫案看似没有联系，可仔细追究，就会发现离不开两方，一方是东林众臣，一方则是郑贵妃郑家，而且这三大案的真相与否，实际上没有人关心，所有的争论和互相攻击，都是为了让对方倒台，让自己人上台。

万历年间群臣争国本，东林和浙党、楚党、齐党势不两立，东林是为了立太子朱由校，也就是在位一月就驾崩的泰昌天子，而另一方自然和福王的母亲郑贵妃接近，这也是为什么梃击案说是郑贵妃在背后指使，红丸案说是郑贵妃一党的阴谋，移宫案也说是郑贵妃策划，万历皇帝一死，郑贵妃就是死老虎了，根本没办法对朝政造成任何的影响，东林党之所以把郑贵妃一次次的提出来，无非是打击和他们立场不同的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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