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九月中旬，经过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审问，以贪污受贿和谋害锦衣卫为由处死了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闲居在家的大员和张佑海等数名苏州地方豪强。

不仅如此，魏忠贤还以高攀龙和周起元等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结党营私为由，奏请天启皇帝拆除了大明各地除了公学和私塾以外的书院，禁止以讲学为名结社。

一时间，包括东林书院在内的大明各地书院悉数被拆毁。

终明一代，一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发生，明代的书院可以说命运多舛，屡遭劫难。

明廷当然不会没来由地这样做，而是这些书院的一些行为已经触动了朝廷或者朝廷当权者的利益，故而将其毁去。

第一次和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年间，第三次发生在万历年间，第四次发生在天启年间，也就是魏忠贤主导的这次禁毁书院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禁毁书院的人是万历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曾说：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由此可见，张居正禁毁书院并不是禁止学校所教授的经书义理，而是反对一些人以书院为媒介“聚党空谈”，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等到了天启年间，随着东林党的逐渐强盛，天启皇帝意识到了书院的危害，那里已经不是读书人做学问的地方，而是结党营私之所。

由于能进书院的人都是大明的读书人，不少人有着功名在身在地方上有着不少特权，故而聚集在一起的话就成为了地方上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

为此，这才有了天启年间的禁毁书院一事，主要冲着的就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东林书院，这无疑给了东林党的官员以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杨涟和左光斗等六人被杀是天启皇帝一举把东林党从朝堂上的统治阶层拉下马的话，那么周起元和高攀龙等七人被杀则是天启皇帝对东林党的警告，让他们不要与朝廷对抗。

当然了，这两件事情是天启皇帝通过魏忠贤来完成的，故而魏忠贤自然成为了东林党最为痛恨的人。

由于周起元和高攀龙七人皆为东林党的重要成员，故而被东林党称之为“东林七君子”，与杨涟和左光斗等六人的“东林六君子”相对。

随着周起元和高攀龙七人的被杀，天启皇帝的君威正式得以确立，让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意识到他们所侍奉的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天子。

故而，自此以后天启皇帝的政令得以顺利推行，无论是京城各大部院堂官还是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都皆不敢违逆其圣意，毕竟天启皇帝手里的刀可比万历皇帝锋利得多

当得知朝廷要禁毁天下书院时，李宏宇不由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是迟早的事情，东林党的根基就在东林书院，而且自东林书院后大明各地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固然，这些书院与东林书院一样都教授经义典籍，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了地方上士绅势力的聚集地，结党营社现象严重，引发了明廷上层统治官员乃至皇帝的重视。

李宏宇所开设的西洋学院自然不在禁毁的行列，因为李宏宇早已经将其挂靠在了海关司的名下。

换句话而言，设在海城的西洋学院和医学院的性质是官学，而且在里面受教数年后就会被海关司派遣到外地任职，与大明的书院以及私塾、官学皆不同，由此一来就避开了这次的浩劫。

苏州的事情过后，朝堂文武百官都见识到了天启皇帝的强势，故而无人敢明目张当地违抗天启皇帝的萼圣意，天启皇帝的君威得以巩固和强化。

作为天启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魏忠贤的行情更是水涨船高，一跃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人，使得满朝的文武百官莫不对其礼让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