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宇和山下樱子乘船赶往小琉球的时候，京城的局势已经成为了白热化的态势，东林党与反东林党的官员们围绕着魏忠贤一事吵得不可开交，各大部院衙门的事务几乎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林党提出了一个新的称呼，把那些反东林党、保魏忠贤的文官称为“阉党”，对他们投靠魏忠贤这个不男不女的宦官的行为极为鄙夷，言语中满是不屑。

不过，那些被称为“阉党”的文官们迅速展开了反击，把一天到晚只想着排除异己的东林党人称之为祸国殃民、扰乱朝政的“奸党”。

相对于东林党的官员们提出的“阉党”一说，那些反东林党的官员们以“帝党”自居，认为皇权是稳固天下的根基，不应该受到臣权过分的挑战，而东林党尤其是东林党激进派的做法无疑是太过出格，超出了臣子的本分。

长此以往的话，大明的皇权势必衰落，而皇权的衰落会导致天子失去对朝堂的掌控，由于春秋时期的周天子那样成为傀儡，而朝堂上的官员们届时势必重新结成新的派系争权夺利，届时大明可就真的危矣。

以东林党为例，东林党成立也不过三十年，可现在内部已经有激进派与温和派之分，激进派与温和派内部又有着不同的派系。

假以时日，倘若东林党真的执掌了朝局并压制了皇权，那么大明肯定会纷争不断，届时受苦的还是普通的百姓们。

在李宏宇看来，东林党和魏忠贤一方的文官们闹得越凶，天启皇帝晚上睡觉就越踏实，说不定会在睡梦中笑醒。

显而易见，朝堂上这两大派系的争斗将使得天启皇帝的权势和威望得以巨大提升，如果没有那些阉党，也就是帝党一派官员的牵制，东林党的人就可以对朝政事务进行决策，进而绕开了天启皇帝，逐渐把天下皇帝架空。

如今，那些原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拼命在朝堂上阻击东林党，这就是使得东林党的人无法在对军国事务进行决策，最后不得不让天启皇帝圣裁，有助君权的巩固。

实际上，如果东林党的人足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把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赶尽杀绝，毕竟从对抗皇权的角度出发的话，朝堂上的文官集团们都属于“臣权”阵营，双方只要互相妥协就能架空年轻的天启皇帝，和光同尘才是确保臣权稳固的王道。

可东林党的人却选择了最为错误的方式，想要打倒齐楚浙三党而独揽朝政，成为臣权的唯一代表，结果逼得那些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不得不改变立场转而投入到护卫“皇权”的阵营中。

此时此刻，东林党党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朝堂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出暗中主导了这出好戏的天启皇帝才是最终的赢家。

如果没有天启帝先前对东林党“毫无保留”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东林党激进派趁着京察灭了齐楚浙三党的行为，他们原以为依靠天启皇帝对东林党的信赖可以一举消灭齐楚浙等反对派系。

可结果是，当京察后东林党激进派想要给齐楚浙三党的官员最后致命一击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原齐楚浙三党的官员们为了自保纷纷投靠了魏忠贤，确切的说是转而支持魏忠贤身后的天启皇帝。

这使得东林党激进派对元齐楚浙三党的攻势为之受阻，无法再由着他们的性子对其进行打击，逐渐形成了如今朝堂上的态势。

就在李宏宇和山下樱子离开海城后的第二天，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魏忠贤下令东厂抓了内阁中书汪文言，正式向东林党发动反攻。

内阁中书只是一个从七品的官职，负责内阁文书的整理抄写工作，掌管中央枢机的文件往来，深受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信任。

换句话而言，这个汪文言可谓是东林党的信息中枢，各方面的消息都要在他这里汇总、散布。

据李宏宇所了解的情况，赵南星、高攀龙、周嘉谟等东林魁首是汪文言家中的常客，而东林激进派的杨涟、左光斗和顾大章等人跟汪文言的关系最好。

值得一提的是，汪文言是一个处事圆滑、长袖善舞的人，可谓是东林党的一个掮客，帮着东林党的人收受贿赂以及走动关系，虽然官职卑微但在东林党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毕竟，东林党的人也不是圣人，有着跟齐楚浙等派系官员一样的七情六欲，除了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好，本质上与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并无多大的区别，难道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就不愿意大明繁荣昌盛？

汪文言之所以能驾轻就熟地办理那些龌龊事，与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他原本是安徽黄山的一个县城里管库房的小吏，因为贪污钱财被判处充军，结果半路潜逃京城。

像汪文言这种人最为处理人际关系，无意中结交了内阁中书、东林党人黄正宾，在黄正宾的推荐下汪文言到了当时

黄正宾看中了汪文言搞阴谋诡计的才能，把他推荐到了当时身为太子的泰昌帝身边的贴身内侍王安手底下做事。

在对东林党至关重要的移宫案里，汪文言负责在王安和东林党之间传递消息，与当时移宫案的东林党主将杨涟、左光斗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