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过后，一直坐视朝堂上支持和反对海外贸易两派官员争吵不休的万历皇帝忽然出手，一口气贬走了反对官员的阵营中闹得最凶的七名浙党和三名东林党的京官，进而一举终止了这场由海外贸易掀起的朝堂纷争。

在此次风波中，齐党是最大的赢家，浙党是最大的输家，不过即便如此浙党也就是朝堂上最大的派系。

至于东林党，虽然也有不少人但由于上次京察受到了重创，故而现在处于被以浙党为首、楚党和齐党为辅的朝廷联合派系的打压中，故而处于蛰伏期，一直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从万历皇帝对浙党和东林党的惩戒上也能看出，东林党虽然反对海外贸易但并不像浙党那样冲锋陷阵，而是躲在了浙党的后面，这使得浙党的七名京官遭贬，而东林党只有三名。

而且，东林党被贬的三名京官所担任的职务并不重要，而浙党的七名京官所处的位子就要重要的多，对浙党的势力削弱了不少。

齐党之所以是大赢家，是因为万历皇帝提拔了五名齐党的人接替了被贬者的位子，而楚党则无人受到提拔。

实际上，楚党内部对是否支持开启海外贸易也有分歧，不过最终他们选择支持海外贸易的开启，毕竟湖广出身的李宏宇是海关司的司关同知，他们自然不会扯李宏宇的后腿，同时也想趁机从中攥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万历时期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争斗中哪一方能占据上风，要看哪一方能主持京察。

有意思的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轮流坐庄主持京察，这使得双方都无法将对方置于死地。

京察就是考核京官的政绩决定其升迁、留任还是降职，而大明朝堂重内轻外，京官占据了朝堂上的主导，而地方官依附京官。

这一点从大明的巡按和巡抚制度就可以看出，京城七品的言官一旦下到地方那么将有监察和节制地方三司级别的高官的权力，由此可见京官是官场的中流砥柱，大明的官员无不削减了脑袋想要留在京城。

故而，决定京官命运的京察就被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视为排挤打击对方的手段。

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察院都御史温纯和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准备贬谪当时在朝堂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浙党等，不过时任内阁首辅的浙党党魁沈一贯出手阻止，虽有一部分楚党官员遭贬但最终确保楚浙党在朝堂上的优势，东林党功败垂成。

然而，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遭弹劾离职，使得浙党的势力受到不小的损失。

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特别有意思，北京的京察由东林党人主持，大肆驱逐齐楚浙党的官员，而南京京察则由齐楚浙三党的官员主持，故而大肆贬谪东林党的官员。

等到了万历四十五年，齐楚浙三党的浙党主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的官员，使得东林党不得不偃旗息鼓，等待重新与齐楚浙三党较量的机会。

由此可见，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在党争中交互占领上风，这也从侧面反应出万历皇帝游刃有余地驾驭着朝局，说他怠政实在是有够冤枉。

倘若万历皇帝真的怠慢政务，那么朝中肯定会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而不会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在争斗中僵持不下，很显然万历皇帝在幕后暗自掌控着朝局。

海外贸易风波的结束使得李宏宇得以返回京城的家中，他不仅是新军编练使更是翰林院的编撰以及詹事府司经局的洗马，自然有很多公务要忙碌。

与此同时，李宏宇还要着手张罗海关司的组建，海关司将取代大明与海外藩属国通商的市舶司，成为与海外贸易的官方衙门。

根据大明的现状，李宏宇决定先开宁波和广州两处海关，开宁波海关是因为宁波距离扬州和运河很近，扬州可谓是大明的商业中心，又有运河水运之便，适合于货物的买卖和运送。

至于开广州海关，则是因为广州的港口距离南洋最近，方便于西洋人进行交流和贸易。

此时，最为开心和兴奋的自然是华光书院里的那些税官们，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万历皇帝竟然会开启海外贸易，他们将成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而不仅仅只是收税而已。

这使得那些税官们一个个干劲十足，都想要在海关司大展拳脚地干出一番事业，他们在李宏宇的讲解下已经了解了海外贸易的远大前景，届时海外贸易将成为大明经济的重要支柱。

李宏宇正式向那些税官们宣布海关司将筹建商局和税局两大下属机构，商局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商业商务，税局负责核收关税。

随着商局和税局的建立，税官们自然将分成两个系统，在经历了前面一段时间的公共业务的培训后，接下来将进行专业业务的培训。

所谓的专业业务和公共业务，是李宏宇根据后世的一些经验开设的培训课程，教授最基础的现代商业和税务的知识，足以应对即将展开的海外贸易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