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吗？在昨天白天的战斗中，德军的坦克向据守在车站附近的罗季姆采夫师的一个步兵连发起攻击。虽然该连只剩下了二十几名战士，但他们在团支部书记雅科夫的指挥下，依旧顽强地同敌人战斗着。看着敌人坦克朝自己的阵地冲过来，雅科夫同志抓起两颗反坦克手雷，从沙袋工事后站起来，挺直身体冲自己的战友们喊道：‘同志们！坚决守住我们的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喊完，他猛地一扬手，将一枚手雷扔到领头的坦克底下。看着敌人的坦克燃烧起来后，雅科夫正打算扔出第二颗手雷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雅科夫虽然牺牲了，但他的模范行为激励着战士们，他们呐喊着从工事里冲出来，用手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在雅科夫的遗物里找到他写的一首诗。也许是在战斗开始前写的，诗没有写完，这位团员为自己的写的真诚而朴实无华的诗句所加的标题是：《我的誓言》

我是党的儿子，祖国是我的母亲，

敬爱的列宁就是我的慈父。

战斗中，我决不后退，

让朋友和敌人都知道……”

听完崔可夫的讲述，基里洛夫接口道：“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为了保卫祖国，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等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建立纪念碑，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他们的幸福生活，是由无数的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所换来的。”

虽然基里洛夫说话时，我保持着沉默，但他的话却让我想起了在后世的胜利广场上，年轻人向那些挂满军装的老人们进献鲜花时，所说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崔可夫和基里洛夫又说了几句话以后，抬手看了看表，接着把目光投向了我，用征询的口吻问我：“奥夏宁娜同志，我要到罗季姆采夫将军的指挥部去，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司令员同志，我服从您的命令。”既然崔可夫愿意在我和罗季姆采夫的中间做和事佬，我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下来。

“对了，崔可夫同志。”基里洛夫忽然问道：“不知道罗季姆采夫将军现在什么地方，你们就这样赶过去，能找到他人吗？”

“没问题，”崔可夫自信地说道：“我刚刚和他通过电话，他的部下说他带着几名战士到‘一月九日’广场附近的一栋楼房检查防务去了。”

“‘一月九日’广场？”基里洛夫把这个地名重复了一遍，从他紧皱的眉头来看，似乎有什么事情想问崔可夫。

不过崔可夫没等他开口，便抢先说道：“基里洛夫同志，您对‘一月九日’广场，应该不陌生吧，这可是为了纪念‘血腥星期日’而修建的大型广场。”

“血腥星期日，”崔可夫说出来的内容，让我听得是一头雾水，于是我虚心地向他请教：“司令员同志，这是个什么样的纪念日啊？”

听到我这个突兀的问题，崔可夫用奇怪的目光瞅了我一眼后，反问道：“奥夏宁娜同志，难道你读书时，没有学过这段历史吗？”

崔可夫的话一说完，我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如果是真的丽达，没准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基里洛夫见我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连忙为我解围说：“司令员同志，您说的这段历史，要大学里才能学到，而我们的师长同志，只读了十年级就毕业了，不知道也不奇怪啊。”

见基里洛夫给我搬了个台阶来，我连忙就坡下驴，附和道：“对，对，就是政委说的那样，我读书时，还没有机会学到那段历史。司令员同志，既然这个历史事件是您提起的，就给我讲解一下吧，免得将来有人说您的部下都是不学无术的。”

我这么一说，把崔可夫和基里洛夫都逗乐了，崔可夫见推脱不了，只好无奈地说：“好吧，既然奥夏宁娜同志想知道这段历史，我就讲一讲。

1905年1月22日，在乔治.加邦神甫的领导下，三万多名俄国工人聚集在圣彼得堡冬宫广场上，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一份有关改革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请愿书。他们首先要求选举民意代表，其次要求农业改革、减轻农民沉重的负担，以及实行宗教自由等。

沙皇政府刚开始静待观变，未采取任何行动。但不知谁先开了一枪，导致场面出现了混乱，于是官方乃下令展开血腥镇压。军队以武力驱散工人，造成一千多人死亡。这一天被称为“圣彼得堡血腥的星期日”。俄国的工人对沙皇作出改革的希望从此彻底幻灭，接下来大大小小的罢工、集会以及暗杀行动在全俄罗斯层出不穷，严重地动摇了沙皇政府的根基。”

听完崔可夫的讲述，我脑子里又多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是1月22日，而不是1月9日这样的问题。不过怕再被崔可夫调侃，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问出口。

崔可夫又抬手看了看表，随后站起身来，对我说：“好了，奥夏宁娜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尽快赶到罗季姆采夫那里去呢。”

我答应一声，又向基里洛夫交代了几句师里的工作，才带着两名警卫员，跟在崔可夫的后面离开了指挥部。

我走出指挥部，看到崔可夫正站在门边，看着旁边的一个大坑发呆，那里是原来的指挥所。我明白他为什么在这里驻足，连忙走过去，站在他的身边低声地说道：“司令员同志，敌人这段时间对马马耶夫岗进行炮击的同时，还派出飞机进行不间断地轰炸。您原来这个指挥所，就是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后，才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当时有人在里面吗？”崔可夫问道。

我摇摇头，回答说：“报告司令员，没有人员伤亡。自打师指挥部修好后，原来设在这里的电讯室搬了进去。”

“那就好！”崔可夫长嘘一口气，接着一摆头说：“走吧，我们出发。”

由于敌机的长期轰炸，指挥部外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焦黑的弹坑。原来摆在指挥部外面的那架飞机的残骸，早就不知道啥时候被德军的炸弹炸到瓜哇国去了。

来到山脚下，我看到停着两辆吉普车，崔可夫和他的几名警卫员上前面那辆车，他在上车前，还用手指了指后面，对我说：“奥夏宁娜同志，你和你的警卫员就上后面那辆吧。”

看到前面的崔可夫座车出发，我们的车也紧跟上去。

驾驶我们这辆车的司机开车非常谨慎，每次经过弹坑时，他都会适当地放慢车速。看到崔可夫的吉普车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禁着急地问司机：“司机同志，你看司令员的车都快没影了，要是跟丢了，你知道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吗？”

司机听到我的问题，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来的时候，司令员就说过，要到‘一月九日’广场那里去，好像说近卫第13师的罗季姆采夫师长就在那里。上校同志，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平安地送到目的地的。”

虽然司机说得十分有把握，但我却不敢掉以轻心，扭头吩咐后面的警卫员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止突然冒出来的德军的散兵游勇。